人民日报金台论道:图书出版,要数量也要质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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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1-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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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图片来源:台湾《联合报》)  中国台湾网7月1日讯据台湾《联合报》报道,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原预定今天(1日)下午到台中市光复新村、绿川、成功岭等地参访,未料昨天深夜传出反年金改革联盟成员,要以打游击战的“恶作剧”,表达陈抗诉求。消息一出,蔡办与台中市警局十分紧张,连夜沙盘推演。凌晨零时许,台中市政府紧急通知媒体,各参访点要提早到现场报到安检,今天上午,市府再通知,蔡英文与台中市长林佳龙取消绿川行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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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年我国新书品种的增速有所下降。

但即使这样,我国年均出版图书依然超过50万种,其中新书超过25万种。 就品种而言,我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出版大国。 但与其他文化领域一样,出版领域也存在“有高原”“缺高峰”的问题,出版业因此努着劲儿要加快改革,优化结构,尽快推出能够“叫得响、传得开、留得住”的佳作。

在这一大背景下,有一种观点认为,中国图书品种已经足够多了,当务之急是把总量降下来,把质量抓上去。

但在实际操作中,如果机械和僵化地理解这一观点,最终很可能图书品种降下来了,精品力作还是没见到。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我国图书品种的快速增长,理解其内在的原因和意义。

  对图书总量的认识只有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去看,才能充分理解总量巨大的深刻意义。

我国图书品种自2013年突破37万种以后,短短5年时间就达到了50多万种。

这是这一时期我国出版业深化改革、激发活力的成果。

拉长历史的视野,这5年图书品种的快速增加使我国在历经500多年后重回世界第一出版大国的位置。   一个国家图书品种与印数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。 通常而言,图书品种越多意味着文化科技的发展越快,意味着人民的文化需求越旺盛。 据学者郑也夫研究,我国曾在1000多年中持续保持图书品种世界第一的位置。

但自15世纪中叶以来,我国图书品种增长缓慢。 1600年,欧洲各国拥有的图书是125万种,中国拥有图书万种,前者是后者的89倍。

而到了1900年,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西方的图书种类达到了1125万种,中国是万种,同样是89倍。

更不用说,在这一过程中,西方图书反映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科技、政治、文化等领域的新知,而我国图书局限于传统的经史子集。 为了追上西方,中国用了500多年的时间才重新回到世界图书种类最多的位置。

这一成就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出版人不懈奋斗的结晶,是党的正确领导和改革开放伟大时代所创造的奇迹。

  每年50多万种图书看似不少,但就人均而言,我国图书无论是品种还是印数都不算多,一年90多亿册图书平均到14亿人头上,每人还不到7册,如果再去掉教材教辅等出版物,人均图书占有量就更少了。

为了加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我们理应大力鼓励创作、鼓励出版,加速知识文化在全社会的涌流与普及。 为此,出版业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,也要更快地发展自己。   当然,50多万种图书不可能本本都是精品,肯定有鱼龙混杂、良莠不齐的现象,但是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否定50万种图书的巨大意义。 总量多,是了不起的成就。

我国出版业完全有能力在加速发展中实现结构优化。 对此我们要有充分信心。

  出版业既要“有高原”,也要“有高峰”。

“高峰”和“高原”都不是凭空而来的,高峰坐落于高原之上,高原之下是宽广厚重的根基。

而高原和高峰都需要时间的沉淀,每年50多万种图书正是诞生高峰之作的根基。